近日，有媒体报道了vivo印度公司正与印度塔塔集团（Tata）洽谈，由塔塔集团收购其多数股份、成立合资公司等事宜，以符合印度政府要求高管由印度籍人士出任、营销网络在地化，以达到本土化的目的。
该报道称，目前双方洽谈已进入后期阶段，塔塔集团对收购案非常有兴趣，vivo印度公司则希望塔塔能提高收购价格，但双方尚未达成最后协议。
对此，vivo方面向中国媒体表示，（对相关消息和说法）没有回应。
这是自2023年底vivo两名高管以涉嫌洗钱为由被逮捕又释放后，vivo印度传来的最新动向。
Canalys数据显示，vivo以2610万部的出货量位居2023年印度智能手机市场第二位。根据Counterpoint Research最新报告，2024年第1季度印度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增长 8%，vivo凭借19%的市场份额占比拿下销量第一。
将辛苦打拼下来的家业拱手相让，并非vivo的本意。但是为了在印度市场继续生存，vivo可能不得不做出让步。
一
手机圈曾经流传着一则轶事，vivo在准备进入印度市场前，曾委托一家咨询机构做研究报告，那家研究机构当时给出的建议是：印度对待外资习惯先引进后“关门打狗”，建议慎重进入。
vivo在收到报告后，便不再与那家机构再次合作。显然该建议并不令公司高层满意。
毕竟当时国内智能机市场日渐饱和，谁也不想放弃印度这个增量市场。
2014年全年，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达到了3.89亿部，同比下降8.2%，市场占有率达到86%，其中安卓手机出货量达3.49亿部，同比下降12.4%，占同期智能手机出货量的89.7%。手机出货量下降源于中国手机的渗透率提高，到2014年11月末，中国手机用户已达12.8亿户，普及率在95%上下，用户增速放缓。
而当时9亿印度手机用户中，只有1.2亿用户在使用智能手机。和强手如云的中国市场相比，彼时的印度手机市场里三星和诺基亚占据了市场份额近6成，剩下的4成则被印度本土品牌Micromax、Karbonn与苹果手机所占据，且无论哪个品牌，其智能手机基本在中国生产。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和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多年以来的“世界工厂”中国，2014年前后正从“人口红利”向着“人才红利”转变，劳动力平均年龄出现明显增长。同为人口大国的印度，在劳动力方面就显示出了“年轻”优势。数据显示，印度人口年龄中位数是28岁，15~59岁年龄组的劳动力占总人口比重高达80%。
2014年，莫迪出任印度总理。为了提振印度工业水准，他上任当年提出了“制造业计划”。上任伊始，莫迪在厂房、土地、税收等方面向外资企业进行大幅让利。一边是潜力巨大的市场，一边是投资优惠、成本低廉，吸引了全世界企业的目光。据统计，2014年印度的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创下了小高潮，达到451亿美元。
也是在这一年，vivo创始人沈炜前往印度考察。2015年，莫迪政府推出了旨在推动手机产业发展的“分阶段制造计划”（PMP），拿出关税豁免政策吸引外资建厂。
2015年，vivo选择大举投资在印度自建工厂，铺设门店。
虽然那个研究机构的报告未能劝住vivo，但vivo也记住了它的提醒。
为了避免被印度“关门打狗”，vivo很早便喊出了拥抱本土市场的口号，即“More Local， More Global（越本土，越全球）”。
统计显示，vivo是在印度投资最多的手机品牌之一，其在印度的智能手机生产基地已经接近在中国两家工厂的规模，针对印度市场还推出了具有屏下指纹和升降摄像头功能的手机。营销上，vivo冠名了印度民众最喜欢的板球比赛，签下了宝莱坞明星阿米尔·汗作为品牌代言人，充分迎合印度消费者审美。
vivo试图用向印度民众示好、捆绑各利益群体的方式，做到尽量“本土化”，以避免以后被印度当局“收割”。
二
在最初几年，vivo和中国友商一同在印度市场狂飙突进。2019年，印度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1.58亿台，小米以28%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一，Realm、vivo、OPPO挤进前五位。
也是在这一年，莫迪成功连任，开启第二个总理任期，他誓言要在2025年前将制造业占GDP比重提升至25%。
相比第一个任期的拉拢，这一次，莫迪的政策却出现了大幅度转变。
实际上，印度政府在2017年就进一步加大对进口整机和零部件的关税征收，提升产品附加值，意图推动产业本土化发展。
2020年，莫迪提出“自给印度”倡议，推出生产关联激励计划（PIL），扶持印度本土企业，推出26000亿美元的产业激励计划，鼓励半导体、电子制造和汽车等产业发展，摆脱对国外供应链的依赖。
随后，针对外资企业轮番的政策围剿大举压上。
印度政府以所谓“国家安全”的理由陆续封禁了超过200个中国手机应用程序。彼时，印度是Tik Tok最大的海外市场，月活用户数高达1.5亿，印度分公司员工数超过2000人，一切成果在一夕之间灰飞烟灭。
同时，多家中资企业相继陷入“税务”“洗钱”风波，印度政府以查税、冻结资产、限制员工签证等各种名义轮番为难中国手机厂商。2023年，印度政府甚至找借口扣押了小米48.2亿元的资金。
2023年年底，印度执法局以反洗钱调查为由拘捕多名vivo印度公司高管，被扣员工包括vivo印度公司临时CEO和CFO。vivo的本土化策略还是并未能换来一张“护身符”。
但尽管遭遇了不公平待遇，vivo并不愿意放弃印度市场，选择了妥协。2023年4月，vivo表示2023年底再投资110亿卢比，进一步扩张公司在印度的制造能力。
面对vivo的妥协和示好，印度政府的高压政策并没有退让。消息称，印度的要求是厂商要建立起以印度为中心的智能手机生态系统，包括本地渠道。可以说，印度明摆着就是要把外资已有的成果据为己有，用强制手段将外资变为“印度制造”。
据媒体报道，从4月起， vivo在新德里、旁遮普邦等地区已经转为与印度企业进行代理合作，vivo位于大诺伊达的制造工厂也被印度本土科技公司Micromax的子公司接管。
vivo印度发言人颇为无奈地表示：“vivo与当地合作伙伴进行战略合作，将有助于品牌与政府的愿景保持一致。”
在高峰期，中国智能手机在印度的市占率高达74%，本土品牌几乎被“团灭”，所以，印度不断地调整政策来限制中国智能手机在印度的发展，利用《外汇管理法》《防止洗钱法》等对中国手机企业进行税务及合规性调查是印度政府惯用的手段。
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手机品牌不断在印度设立生产工厂，印度的手机制造业也迅速发展壮大。2014年，印度智能手机78%依赖进口；而到2023年，在印度销售的99.2%智能手机，均产自本土。
可以说，印度凭借市场规模、成本优势在近几年吸引了无数企业前去抢占市场。在中国手机企业帮助印度完成市场培育后，印度政府还是按捺不住，终于露出了行事方式，前一秒还是“热情欢迎”，后一秒就成 “关门打狗”，印度毫不掩饰地无差别“打劫”中资，空手套白狼的意图溢于言表。
在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印度被认为是“全球最难做生意的国家之一”。这一次，估计vivo会想起十年前那份报告的苦口婆心。
三
某种程度上，vivo选择塔塔或许也是在众多选择中找到了相对折中的妥协方案。塔塔集团是印度老牌财团，在英国统治印度期间就通过跨国贸易发家。从英国殖民者到圣雄甘地再到无论印度领导者是谁，塔塔在这一百多年都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2023年11月，塔塔集团旗下子公司Tata Electronics以1.25亿美元收购了中国台湾纬创在印度的本地业务，成为首家可以代工生产iPhone的印度公司。另外，塔塔集团也在与和硕商谈收购其印度工厂的多数股权。
有媒体预测，下一个被印度官方架着上塔塔谈判桌的外资企业很可能是富士康了。
在塔塔的整合下，印度境内的智能手机流水线或将迎来一波资源共享，反而可能有利于刺激印度智能手机消费持续增长。
相较于印度其他几大财团，塔塔可能确实是更好的合作对象，因为其和莫迪的关系没有那么紧密。如果介入的是安巴尼或阿达尼，那么外资大概率是彻底要为这两大巨头做嫁衣了。
今年6月，在经历漫长的大选后，73岁的莫迪第三度当选印度总理。
莫迪能够连任印度总理最大的招牌是他带领印度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2014年，印度的经济位列全球第十，2023年，印度经济已经增长至全球第五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印度GDP同比增长7.8%，全年增幅有望达到8%，是世界上增速最快的大型经济体。
在莫迪第三任总理任期的就职宣誓仪式上，印度两位顶级富豪穆克什·安巴尼和高塔姆·阿达尼携家人现身支持。
阿巴尼和阿达尼被戏称为印度的“AA制经济”（这个简称取自二人姓氏首字母），两个人的收入占印度GDP的4%，资产占印度上市公司的25%。
莫迪、安巴尼和阿达尼都是古吉拉特邦的同乡。在印度人的固定印象中，古吉拉特人的标签就是“做生意厉害”。
安巴尼家族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搭上了甘地家族。由于彼时印度是高度计划经济，阿巴尼家族的信实集团和印度官方密切联络，在电信、零售、能源等领域形成了垄断态势。在印度有个说法：印度没有什么在野党执政党，只有一个信实党。
当主张大财团发挥力量来提升国家经济计划效率的莫迪成为政坛红人后，安巴尼顺势和莫迪站到了一起，成为其坚定的政治盟友。
相比较之下，阿达尼和莫迪的关系更为亲近，可以说得上是朋友交情。1993年，阿达尼抓住机会以极其便宜的价格购买了蒙德拉港的土地，实现了财富快速积累。在莫迪担任古吉拉特邦省长的时候，两个人出入公开场合就形影不离，莫迪还会出席阿达尼的家庭活动。
凭借和莫迪的紧密关系，阿达尼在莫迪上任总理后招揽了大量的基建项目，财富在过去十年迎来爆发式增长，登顶亚洲首富。二人的往来也频频登上媒体，成为舆论抨击的焦点。
从“厕所革命”到强力推行经济私有化再到在基建、数字网络和清洁能源上发力，不断进化的“莫迪经济学”背后始终离不开印度本土大财团的支持。
借助大财团、大企业的力量，印度确实做到了纸面上交出一份相对好看的经济增长成绩单。今年印度大选前，媒体列出了一张庞大的关系网图，详细列明莫迪和印度各个财团之间的交集。
官方和大财团的密切往来让印度国内的贫富差距分化愈演愈烈。作为人口大国，特别在适龄劳动力人口仍在井喷式增长的情况下，解决就业是印度政府面临的一大难题。
新冠疫情后，印度失业率出现明显增长。根据大选民调，民众最担心的问题是“就业不足”。印度经济监测中心的数据显示，印度4月的失业率达到8.1%。
围猎外资，补贴本土，既能让大财团继续稳坐龙头，又能给本国人就业机会缓解内部矛盾，难怪印度政府频频“卸磨杀驴”。
全球的企业都知道印度是“外资坟场”，但面对这么庞大的市场，各家公司又舍不得完全放弃。在发达市场增长近乎见顶的情况下，印度的人口优势确实能吸引不死心的外资持续来此“试毒”。
“本土财团吃肉，外资企业喝汤。”可能，对印度“杀猪盘经济”，期待值也就只能这么多了。
这一次，无论怎么个“合作”形式，vivo大概率都要再次“大出血”。
从一家出海公司离开时，它带给了我什么？
老东家是一家出海公司，上个月离职时，因为公司的留人和交接问题，闹得挺不愉快。去了新的环境后，目前也还在适应中。
在新的团队文化下，我发现自己会出现一些独特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这就让我持续地在琢磨：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状态？
一番思考下来，发现这一切其实就是老东家所带给我的影响。所以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当从一家出海公司离开时，这家公司给了我什么？
这个话题可以其实有两个部分：一是物质回报，二是个人成长。今天只聊第二部分。
一、这家出海公司带给我了什么？
1. 对不同赛道的理解
公司拥有多条产品线，每条产品线的定位也是不一样的：有做长投入长回报的，也有做短投入快回报的。有赚快钱的，也有做生态的。
对于不同赛道的理解也是我在进入这家公司之后逐步培养出来的思维，得益于公司的多条产品线，我也总是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线的rem人，看看他们的战略、营收和打法是怎样的。
这个过程也就让我在琢磨公司是如何思考和定位每条业务线的——为什么有的业务线需要重点考核营收情况，有的业务线天天在提升留存和时长，而有的业务线则拼了命的搞广告和套路。
这背后其实就蕴含了公司决策者对于不同赛道的理解、不同产品的定位，以及对于不同商业模式的考量，逐渐把这个事情给想清楚和琢磨明白后，对于我立体地看待产品和公司，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比如我刚去公司的时候，做的是一个灰色的出海业务，目的就是为了赚快钱。后来想想这个业务本身就是在一个时间窗口内的，政策或环境的一旦变化就可能导致业务的消失——这种类型的业务就需要快狠准地出击，更加注重流量和套路相结合的打法。
而后面我变更业务线后，做起内容和网赚相结合的产品，这方面的业务就是一个慢养的过程，内容的起势并非朝夕之事。整个团队也就需要更稳健的心态来做事情，要有耐心，耐得住寂寞。
更加立体、全面地看到不同赛道下不同产品的打法和模式，更加深入的理解互联网世界的多样性，这对于我提升产品能力和视野有着很大的帮助，而这也得益于在这家公司的训练。
2. 对海外市场的体感
我对“体感”判断是：它没有绝对的捷径，是综合积累之后的结果。它包含了对海外市场动态的关注、海外用户行为的理解、海外数据的分析以及海外竞品的研究……
刚进入公司时，我对出海业务几乎是没有体感的。印象最深的是当时运营的妹子给我讲ins上如何做推广，我还反问到：什么是ins？
但是两三年下来，我对海外市场可以说是半个专家了，拥有了还不错的体感。而这种体感就是上述几种积累的结果。
这种体感的提升与公司的运作模式也高度相关的，相较于一些只让产品经理局限在某个特定环节的公司，这家公司可以让我更全面的接触和看待业务，甚至可以轻易地获取到不同业务线的数据和进展，持续性的和不同部门的人碰撞对海外业务的认知——这个过程也就会极大地提升我对海外市场的体感。
当个人得到一些东西的时候总会将其归咎于个人努力的结果，这当然是，但也离不开环境本身提供的机遇和赋能。
3. 对务实文化的重视
互联网是一个很喜欢创造概念和梦想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没问题，因为互联网在很多领域的发展并不遵循常态规律。但这个事情得有一个度，没有过这个度就叫“愿景和理想”，过了这个度就成了“忽悠和泡沫”。
所以当我和一个互联网人谈业务的时候，我会朴实无华的问对方两个问题：一是你们的业务现在赚钱吗？二是现在不赚钱的话，那什么时候能赚钱？
这两个问题听起来很俗，但就是我最直观的想法。很多产品归根到底不就是一门生意吗？如果是生意的话，那不就是要谈怎么赚钱吗？
在老东家时大家最多提到的词也就是“ROI、营收、投入产出比”这些，各个季度结束我们也就是在评估和讨论各条线的营收，以及预期可能产生的收益。整个公司有种浓浓的“钱核心”，在这个核心的基础上我们去思考方向、策略和玩法。
你可以质疑这种做法是否会有点片面或短视？但在我看来，在整个浮躁的互联网大环境下，这就是一种极为务实的文化，它回归到了商业的基本：以一定的规范组织一批人去做一个业务，让这个业务赚到一些钱后，再想办法扩大规模和做更多的事情。
所以在疫情期间，很多中小企业裁员降薪、艰难度日的时候，这家公司不仅没有裁员，而且维持了正常的涨薪幅度。我想这也就是务实文化带来的益处，而这个文化本身也就融入了我的价值观，成为了我现在做和看待事情的方式。
4. 对集体利益的敬畏感
假设这样一个场景：团队里面有两个人持续性的消极怠工，但他们的行为并没有对你构成影响，而且你和他们的关系还不错。那么这个时候，你会站出来表达和干预这个事情吗？
我的答案是：我一定会。
虽然他们没有对我的工作造成影响，但他们的行为影响到了业务的结果，损伤到了团队所有人的集体利益。
这里就涉及到两个概念：“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
不少职场人都在梦想着“钱多事少离家近”，这是人的本性，是一种重视个人私利的思维习惯，属于个人利益。但是在组织里，组织要前进、业务要发展，又会存在着“集体利益”。
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是统一的关系，但也存在着对立。假如每个人都过度强调个人利益的话，集体利益往往就会受损。比如每个人都想着获取更多的回报、做更少的事情，最终就会消耗掉组织的收益，长此以往组织也就不复存在，而个人利益也就没有了来源。
所以需要我们对集体利益有敬畏感，需要判断个人的行为到底是损害了集体利益还是有利于集体利益，当我发现有损集体利益的事情出现的时候，我就必须进行表达和干预。
因为短期看，某个人的负面行为损伤的是集体利益，长期看他损伤的也就是我的个人利益。
5. 对于Owner意识的尊重
“Owner意识”的对立面就是“螺丝钉”，螺丝钉就是只负责基本的、份内的事情周转，它只能按照既定的模式去运转，当周围的链路发生变化后，螺丝钉也就停止工作了。
而Owner就是要想办法拿到最好的结果，要主动地撮合和协调资源。
我理解Owner意识的两个要点：
一是、过程中的困难要想办法克服。
工作中很常见的一个状态是：因为某某原因，所以我们拿到了不好的结果。但这种做法并不适用于Owner，在Owner看来做不好就是做不好，没有那么多理由。
Owner在拿到结果的时候肯定会遇到困难，但是必须自己想办法克服。
比如很多公司都会有中台部门，当业务部门找中台做事时，中台可能会拖拖拉拉地进行处理（仅限于部分公司的部分中台部门）。因为中台并不对业务结果负责，他们更多是协同性的角色。那么这个事情到底要推进到什么地步？截至时间是可以变更的吗？主要就取决于Owner的态度。
二是、不是等着“喂饭”，而是主动“要饭”。
在团队我偶尔会发现，内部流程到了某个人处出现了停滞，这个时候其他人去问这个人，这个人会大声质疑到：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没有人通知我呢？
听到类似的说辞时我往往会告诉对方：作为事情的参与者，如果没有人通知你的话，你下次可以主动的问他们、催他们。
这个背后其实就是两套思维：到底是等着“喂饭”，还是主动“要饭”。喂饭的逻辑就是别人要把事情都做好，来推动我往前走。而要饭的逻辑是我要推动周边流程的前进。
组织里都是有不同的岗位和职责划分的，但这中间怎么可能是完全清晰的？除了黑白，肯定会有灰色的无法划分和定义的地带。而要饭的思维就是当我们看到了灰色地带的时候，我们要想办法弥补，而非撇责。
二、为什么离开？
当时走的时候，也有同事问我：离开的原因是什么。坦白地讲，这个问题我也考虑了挺久，毕竟自己马上30岁了，不是一个“今天不高兴、明天就闪人”的阶段了。
我自己考虑下来发现了两个核心点，我和公司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差异，这种不可弥合的差异也是最终我决定离开的主要原因。
1. 缺少契约精神
之前看《九败一胜》的时候，中间提到一个关于“契约精神”的小故事：王兴（美团老板）早年组建团队的时候跟成员都谈了下各自股份的分配比例，但并没有签订纸质文件，业务忙起来后大家把这个事情也都放一边了，直到后来才补签了这部分纸质协议。
当该书作者去采访这部分补签协议的老员工时，问道：当时没有签纸质协议，你们不担心吗？这些人的回复是：王兴说过的话，没什么好担心的。
这个故事很好地反映了团队之间的契约精神和互信，是团队能长久稳定的基石。
而我在这家出海公司待了两年多的时间后，会发现我和公司之间并没有形成互信，虽然它也给了我一些将来的承诺利益，但我始终会觉得这些东西是可以随时变卦的。而公司之所以如此承诺，更多是因为我是他们当前业务的支点。
“契约精神”真的就是一种感觉吗？——后来想想还真的是这样，有的老板你和他一起共事，你会天然地觉得他发达了肯定不会亏待你，你们会患难与共，同样会共享荣华（我职业生涯中至少遇到过三个这样的老板）。但有的老板，你和他哪怕相处两年多，你还是会觉得他是他、你是你，你们可能会患难与共，但他发达了不一定有你什么事。
缺少了契约精神和互信是我越来越无法接受的事情，毕竟我已经逐渐到了不是为了打工而工作的阶段，我更希望的是在一个彼此互信、志同道合的团队里，做一番事业。
2. 缺少对人的关注
我曾经的一位老板讲过一句让我印象很深的话：现在的年轻人每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公司度过的，我希望把公司也打造成一个温暖的地方，让大家在这里感到开心和包容。
这话听起来很虚，但实际上那位老板也是这么做的，他会在出国回来后给我们带各种巧克力，也会在员工家人生病时，主动询问和关心……所以在那家公司的时光一直让我感到很温暖。
我自己其实是一个很感性的人，我希望一个组织能够注意到人的成长、注意到对人的关怀。
但在这家出海公司的时候，一些看到的现象让我时常感到有些寒心。比如我曾看到过一个很有能力的妹子因为手术请假，在绩效考核时被给了差评；也看到过一个在公司工作三年多的老员工，因为结婚多请了几天假，被给到最差的绩效……这些人后来都是愤而离职，但对我当时的心态也多少产生了影响。
类似的小事还很多，比如过年前不允许请事假，只能法定的七天假期；为公司做过不少贡献的高级总监离职，公司也不会有半句感谢，而是尽快抹除这个人的影响……这些小事累加起来会让我形成一种“公司始终是公司，个人始终是个人”的概念。
我们并未成为一个真正的团队，而仅仅是为了共同利益的短期合作者。我最终想清楚的是：我可能会在这样的公司工作一段时间，但不会为其奋斗更久。
当然也会有人说：大多数公司都是这样的啊！
没错，这样的公司当然有很多，而且会一直存在，但我个人会选择更适合自己的罢了。
傍“土豪”，中国手机在印度的出路？
最近出了一条新消息，印度塔塔集团正在洽谈收购vivo印度分公司的多数股权。据外媒的报道，印度政府希望，通过与中国手机厂商合资的方式，增加印度制零组件在手机制造过程中的使用比例，并逐渐用印度分销商取代中国分销商。在合资企业中，印度合作伙伴能够持有至少 51% 的股份。
但据知情人士告诉智象出海，vivo的确在与塔塔集团洽谈，但其他消息不属实。
这是自2023年底vivo两名高管以涉嫌洗钱为由被逮捕又释放后，vivo印度传来的最新动向。vivo对此尚未做出官方回应。
自2014年中国智能手机品牌小米、vivo、OPPO等进入印度以来，已10年，高峰期，中国智能手机在印度的市占率高达74%，而因为忌惮“中国手机军团”，印度不断地调整政策来限制中国智能手机在印度的发展，利用《外汇管理法》《防止洗钱法》等对中国手机企业进行税务及合规性调查是印度政府惯用的手段。
而2020年之后，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样的情况愈演愈烈，不仅是中国手机厂商，中国企业在印度也越发步履艰难。“逃离印度”一度成为中国互联网从业者的主题，但对手机厂商而言，这一单一大市场尚难以割舍。
一、印度十年
印度始终有着一个“印度制造”的大梦。
早在2014年，印度就颁布了“印度制造”倡议（Make in India Initiative），旨在将制造业占GDP比重由15%提升到25%，把印度打造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2015年，印度政府针对性推出“分阶段制造计划（PMP）”，通过对各阶段产品区别加征关税，吸引外资逐渐将产业链逐步转移至印度本土。
而同样是2014年，中国智能手机品牌进入了印度。中国手机在印度的增长速度是惊人的，只用了3年时间，中国手机品牌就将印度本土手机品牌的市场份额压至16%，这一比例在接下来几年里还在不断降低，直至2%。
小米是印度市场当之无愧的王者。2017年3月27日，雷军在微博上晒了一张与莫迪的合影，小米在这一年第四季度以25%的市场份额超越三星，坐上了头把交椅。
此后，小米、vivo和OPPO常年盘踞印度手机市占率前五，后来者realme表现也不俗。2018年，印度智能手机市场份额的60%属于中国品牌，2021年，这一比例达到最高峰的74%。
中国品牌在印度的迅速崛起，令印度倍感紧张，想要将手机制造的主动权夺回自己手中。在印度政府看来，中国手机品牌长期受益于印度庞大的市场，却没有为印度做出足够的贡献，指责中国手机企业没有将利润留在印度。
2017年7月1日，印度政府制定的GST（Goods and Service Tax）新税制开始施行。按照这项税制，所有从国外进口到印度境内的手机整机，要缴纳 10% 的基本关税。同年12月，印度宣布将手机关税从10%提高至15%。仅4个月后，印度再次将进口手机的关税从15%提高至20%。同时，印度开始对智能手机配件、核心零部件征收10%-15%的关税，包括充电器、印刷电路板（PCB）、摄像头模块和连接器（Connector）等。2021年，印度财政部长宣布对手机某些部分的关税从零提高到2.5%，年底，印度提出2026年制造3000亿美元电子产品的目标。
中国手机厂商也在不断适应印度政策，响应印度的“印度制造”计划，在印度建厂。小米、华为、vivo、OPPO等中国品牌都在印度建立了生产基地，并带动了相关供应链落地印度，为印度带去了手机产业链与就业。
2018年，印度手机市场中有一半是以SKD（半散件组装）形式进口，CKD（全散件组装）则为34％，但2019年，CKD占到了三分之二以上的比例。 据印度海关统计，印度手机自中国的进口量从2014年的1.79亿部降至2022年的219万部。同样是2022年，vivo首次开始出口“印度制造（Made in India）”的vivo智能手机。
而据《2021年中资企业在印度发展报告》，至2021年，中资手机企业在印度的工厂已超200家，总用工人数曾超20万人；贸易公司500多家；投资额达30多亿美元，中资企业在印度提供就业岗位曾超50万个。OPPO、vivo高峰时期每家用工超1.5 万人。据vivo印度发布的《2022年印度影响报告》，vivo在当地有超过650家专卖店、650多个全资拥有的服务中心、7万个零售触点，当地的制造工厂为大约1万名印度工人提供了岗位。
二、4年“猎杀”
然而，中国手机企业在印度的蜜月期仍在2020年迎来终结，尤其是2020年中印边境冲突发生后，以中国手机厂商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在印度的生存环境越发恶劣。
2020年4月，印度商工部突然修改了FDI政策，将所有直接或间接来自印度陆地邻国的投资从之前大部分行业适用的“自动审批路径”改为“政府审批路径”。此举被视作限制中国企业对印度投资的针对性动作。6月，印度政府封禁包括微信在内的59款中国背景手机应用；9月，印度信息技术部宣布禁止118个中国手机应用。2021年1月，禁令升级，印度政府宣布将永久性封禁包括TikTok在内的59款中国应用。
曾经的中企出海热土降至冰点。
2020年以前，印度限制中国手机发展的主要手段是提高手机进口关税，2020年以后，印度政府就像一颗不定时炸弹，查税、冻结资金、罚款、抓人，成为中国手机企业的噩梦。
2021年10月，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MeitY）向中国智能手机品牌vivo、OPPO、小米和一加发出通知，要求获取这些手机及其组件的有关数据和细节，并称可能在未来几周内发布第二份通知，涉及要求对这些手机进行测试。
12月，印度税务部门以涉嫌逃税为由，突击搜查了小米、OPPO等中国企业位于印度第四大城市金奈的办公室，怀疑它们涉嫌做假账逃税。
2022年1月，印度税收情报局指控小米印度公司在2017年至2020年期间逃避高达65.3亿卢比的关税（约5.6亿元人民币）。路透社报道，印度执法局甚至在2月向vivo印度公司CEO索要了各种公司文件，包括外国资金、股权和融资模式、财务报表和经营企业的主要高管的信息。
4月，小米被冻结7.25亿美元，被指控非法汇款，直到2023年10月这笔资金才解冻。4月下旬，该局从小米印度的银行账户中扣押了555.1亿卢比（约48.2亿元人民币），指控其以特许权使用费的名义非法汇款给外国公司，这笔资金相当于小米集团2022年净利润的57%。
同样是4月，印度政府对vivo启动有关“所有权架构和财务报告方面是否存在重大违规行为”的调查。
7月，印度执法局以洗钱嫌疑为由，突击搜查了vivo印度公司和23个相关公司的48处地点，认为vivo涉嫌违反《防止洗钱法案》，封锁了vivo的119个银行账户，并冻结约46.5亿卢比（约3.86亿元人民币）的现金等资产。印度监管金融犯罪机构逮捕了四名vivo印度分公司员工，其中包括一名中国公民，声称他们涉嫌洗钱。在vivo向法院寻求帮助，并配合相关部门提供信息后，银行账户冻结虽被允许解除，但前提是向银行提供95亿卢比（约8.01亿元人民币）的担保。
同样是7月，印度财政部声明称，OPPO逃避关税439亿卢比（约37.18亿元人民币）。除了要求补缴税款，财政部还建议对OPPO、OPPO印度公司及相关员工进行处罚。
这一年内，华为、OPPO、一加等中国手机企业无一幸免，均在印度遭遇执法人员突击上门、翻查台账。在“黑色7月”，荣耀宣布将团队撤出印度市场。即便荣耀在印度的市场表现良好，面对印度政策环境的不定性，荣耀还是选择暂时退出。
这一切打压的结果是，中国手机品牌在印度的市占率下降，小米、OPPO、vivo的出货量由高峰期的均400万台/月降至约150万台/月。
2023年，印度政府的“监管”仍在继续。
6月，印度政府要求小米、OPPO、realme和vivo等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任命印度籍人士担任首席执行官、首席运营官、首席财务官和首席技术官等职位。此外，政府还指示他们将合同制造工作委托给印度公司，开发有当地企业参与的制造流程，并通过当地经销商出口。
10月，印度执法局以打击金融犯罪为由，逮捕了4名行业高管，其中有一名是vivo的中国公民。年底，印度执法局以同样的理由逮捕两名vivo印度公司高管，有消息称，被捕高管包括vivo印度临时CEO、CFO以及一名顾问。印度执法局指控vivo为了逃避在印度纳税，通过空壳公司，非法向境外转移总计6247.6亿印度卢比（约637亿元人民币）的资金。这一资金规模是vivo在印度多年经营总营业额的一半。
拘留一周后，印度法院下令释放两名vivo高管。但两名高管获释，并不意味着印度政府对vivo的洗钱指控已经结案。
三、vivo的选择
2022年7月，荣耀宣布将团队撤出印度市场时，荣耀CEO赵明提到，未来荣耀将采取非常稳妥的方式在印度市场开展业务。2023年10月，荣耀通过与印度本土企业PSAV Global合作的方式，重返印度市场。荣耀将营销、服务和分销交给了PSAV Global。
荣耀的回归，说明了印度这一单一手机市场仍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即便印度的营商环境仍然不稳定。要知道，小米在印度的年出货量曾达4000万台，一度超过其在中国的出货量。
除了人口优势，印度正处于功能机向智能机转化的阶段，市场潜力巨大。2024年第一季度，印度市场智能手机销量达3530万台，与2023年第一季度相比增加了近500万，增幅为15%，增长仍然强劲。
而哪怕经历风波，中国手机企业在印度的市占率仍然可观：
据Counterpoint的数据，2023年印度市场排名前五的手机厂商有4个来自中国，分别是小米、vivo、realme和OPPO，这4个品牌的市场份额相加仍达56.7%。
据Canalys的数据，2024年第一季度，中国手机品牌在印度智能手机市场的占比仍超过50%，三星以19%的市场份额保持首位，但小米和vivo分别以18%的市场份额紧随其后，OPPO（不包括OnePlus）和realme分别以约10%的市场份额位列第四和第五。
对中国手机企业而言，继续深度“本土化”，是在印度市场生存的长期命题。
vivo提供了一种解法：与印度本土企业合作。
这次与vivo洽谈股权收购的印度塔塔集团，是印度最大的商业集团之一，当年星巴克进印度，就是与塔塔集团下属的塔塔环球饮料公司（Tata Global Beverages Ltd）共同投资8000万美元成立了一家合资公司塔塔星巴克（Tata Starbucks）。2005年、2007年和2010年，星巴克都曾尝试进入印度市场，但政府政策、地价等因素使其进入印度市场的时间一再延后，直到2012年和塔塔集团合作。
作为印度老牌“国企”一般的存在，塔塔集团是“印度制造”计划的重要参与者。此前，塔塔集团已通过子公司Tata Electronics进入印度电子制造赛道。Tata Electronics去年11月以1.25亿美元收购了台湾纬创在印度的本地业务，成为首家生产iPhone的印度公司。
如果塔塔集团与vivo谈妥，vivo印度将补齐塔塔集团电子制造业这块版图。 据知情人士告诉智象出海，印度对中国手机的“围追堵截”仍在继续，只是水面上可查的动作不多。或许对vivo来说，与塔塔集团合作是一条出路。